1980年代以前，新加坡学校中有两套教导学生公民与道德意识的教材，即小学使用的《生活教育》及中学的《公民》。这两套课本在内容方面各有侧重点，前者旨在培养学生“有用的生活态度”，例如敬重诚实、勤勉、关心父母等；后者则主要是一些“介绍性的知识”，例如新加坡“宪法的细则”等。后来，政府对这两套课本是否能达至培养学生完整的道德与公民意识的目标有了质疑，也就是说，对现行的道德与公民教育的教材是否能给学生培养出一套坚实的价值观念开始没有把握。

　　发表于1979年2月，奠定新加坡的“新教育体系”之雏形的《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在其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所作的综合批评与分析之中，就有特别针对道德教育的内容之如下说法：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价值观念作为行为的指南，就几乎不可能希望这个社会在压力之下还会保持凝固一体。只有全民一体具备为共有的一套价值观念献身的精神，才能驱使由移民化成国民不久的一国人民，愿意而又有能力保卫他们的集体利益。   

    国家的现代化与社会的道德危机引起的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反思

　　在当时，新加坡这个刚由移民社会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新兴政体，需要其国民具有一套能使他们在压力下仍然团结为一体的价值观。但为什么这一需要在当时显得如此迫切，以至有检讨学校中现有的道德与公民课程的需要？这与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因为经历了急速的工、商业化的发展，致使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激烈的变动，原有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因而面临巨大的挑战有关。

　　政府担心的是，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享受到极大好处的年青一代国民，也许将会变得越来越汲汲于个人的眼前利益，而忽略了对国家社群集体的长远利益之思考与关心。当然，这样的问题并非独以新加坡为然，而似乎是所有已经或正在经历工业化发展过程的新兴国家都面对着的社会问题。不过，新加坡的情况是更为严峻的。那是因为新加坡“不但是一个急速改变的社会”，还是一个“公开曝露于外来的各种好的和坏的影响下的社会”。因为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原有的民族语文教育式微，在政府的大力引导下，新加坡逐步实行了全面的英语教育，年轻的国民因此可以直接通过西方语言文字接受外来的影响。通过英文直接与西方接轨固然是新加坡发展经济的一大优势，然而这样的历程也带来了“丧失文化的危险”。此一时局背景促使人们警觉到，新加坡人民“丧失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而沾染上西方偏邪的风气”的危机，就是需要迫切面对并急谋对策的一个问题了。

　　道德与公民教育的改革

　　为了正视学校里的公民与道德教育问题，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一个“道德教育委员会”，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委员会在1979年5月31日向政府提呈了报告书，它在分析了目前所采用的《生活教育》及《公民》课程的教材之偏失后，建议将这两项课程加以取消，然后以一个单一的课程取而代之，在学校中推行道德与公民教育。这个新课程就叫《道德教育》，其宗旨是专注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纪律训练。委员会并且具体阐明，本课程将致力于从个人操守、社会责任及国家效忠这三个层面上培养学生“可取的”道德与价值观。新课程的推出不可避免地涉及重新编写教科书的问题。委员会指出，现有的系列《公民》课本应该完全取消或彻底改写。至于《生活教育》的课本，虽然有些不太合适的部分需要以新的内容取代，但原有的许多部分则只要加以修订与改进就可吸纳入新的《道德教育》课程之中。由这些言辞可以看出，此次的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建议是力求在革新中亦有承延的。委员会或许并没有在整套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之设计上，要求对1960年代以来的伦理与国民教育课程的理论思维做一全新、彻底的改变。

　　1980年8月，政府宣布由Balhachet博士所领导开发的道德教育课程《生活与成长》的教学大纲已经初步完成。这一课程大纲的原则是教导学生从注重个人修养，逐步扩展到对家庭、学校、邻居、国家乃至世界的关怀。这一套教材后来如期在红山中学展开试验教学，并在1982年扩及到21所小学和24间中学。然而，就在《生活与成长》展开筹划及试验教学的同一个时候，政府其实亦在进行另一种方案的探讨，那就是从宗教思想这一文化传统中找寻可用以开发道德教育的资源。

　　政府于1982年1月16日宣布，从1984学年开始，落实在全国的中三、中四这两个年级中让学生修读一门必修的《宗教知识》课的政策，以之作为学校里道德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这门课程由五大独立的部分组成，即佛教、基督教、回教、兴都教的教义，以及世界宗教的知识。学生们可以从这五种宗教或文明传统的解说之中任选其一来修读。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对宗教得以发挥维系人心道德，并使一个社会族群保持坚固的凝聚力之作用具有这么巨大的信心，主要是因为相信它是历经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的考验之后累积下来的智慧。对一个备受现代化的历程所带来的挑战困扰着的新兴国家来说，在它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足以抗拒外来压力进而保持其社会不至分崩离析的“健全的世俗意识”之前，回到传统之中去汲取现成的资源来应付眼前的问题自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抉择。

　　把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公民教育的一个选项，以便“为年轻的新加坡人在抗拒西方文化中不可取的影响时提供一个文化的镇基之物”

　　儒学伦理在这个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呢？ 1982年，政府又决定在《宗教知识》课程中多纳入一门“儒家思想”，使之与佛教、基督教、回教、兴都教教义，以及世界宗教并列为这一必修课程的一个选项。相关部门解释，增设这一门新学科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不愿意选修”原有的五种宗教教义课程的学生有多一个选择。新加坡开国元勋吴庆瑞指出，“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道德体系为中心的思想”，这一套源自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说固然有不适合现代新加坡国情的部分，但孔子所教导的“君子风范和正直品格的道德价值观”，则“和二十世纪的新加坡有密切关系”。他还说明，孔子有着这样的一种主张，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本身不具有正直、高尚的品格的话，则这一个国家“必遭灾难”。在这一点上，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孔子“也持相同的看法”。吴庆瑞并且透露，将儒家思想增列为《宗教知识》的其中一个选项的提议，是总理李光耀在两个星期以前向他提出来的。他还说，总理向他提出这项建议之后，他为此作了仔细的考虑，历经了“许多个清醒时辰和不眠夜晚”的苦思，终于接受把儒家思想也作为《宗教知识》之内容的其中一个选项的意见，以便“为年轻的新加坡人在抗拒西方文化中不可取的影响时提供一个文化的镇基之物”。

　　儒家思想本身当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说，但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是以道德的讲求为其学理的核心的。所以，把它吸纳为学校里道德教育课程的一部分本来就应当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吴庆瑞亦承认，儒家的道德体系是现世的，它与同样倡导道德意识的宗教思想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的。然而，李光耀就曾针对这一决定明白地透露，“吴庆瑞同意我（的判断），那就是大多数的华族家长会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选择修读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新加坡政府根据这个建议，宣布自1984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的德育教育必修课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并把“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1983年 3月，新加坡教育部又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编写供中学使用的《儒家伦理》课本以及相关辅助读本。儒学教育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家庭、国家、天下推衍的。新加坡《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中也以个人为道德价值的中心，不断向外延伸和扩散，反映了通过对个人道德认知，及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职责的培养，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新加坡通过加强儒家伦理教育，用儒家伦理道德指导社会道德生活，对较好地处理社会道德危机，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梁秉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